每年农历七月廿三，临川都会举办康公庙会，是一个集民间祭拜和商贸活动为一体的民俗集会。至于康公何许人也？许多本地老百姓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要抬康公菩萨。所谓“康公”便是南朝著名山水诗人、临川内史谢灵运，其祖父东晋名将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要将领之一，灵运世袭祖父康乐公爵位，故也称谢康乐、康公。

谢灵运一生成就斐然：文学上，他是我国山水诗流派的开创者，沈约《宋书》评价他“文章之美，江左莫逮”，钟嵘《诗品》认为他“才高词盛，富艳难踪”，后世诗家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人对他崇誉非常；佛学上，他在晋宋之际佛经翻译和普及中发挥重要作用，他的《辩宗论》是唐宋禅学和宋明理学的学术渊源之一；书法上，陶宗仪在《书史会要》中称赞他“博总群书，学王献之真草，俱造其妙”，其书法和文章被宋文帝视为“二宝”。同时，谢灵运也是当时的“大明星”，人们争相模仿他的着装风格，每当有他的新诗文传到京师，都被争相传抄。如今广为流传的“临川之笔”“才高八斗”和“谢公屐”等文化概念皆出自谢灵运。

那么谢灵运是怎么来到临川，并被当地百姓尊奉为“康公菩萨”的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笔者遍览史书方志，搜集学者研究成果，拨开重重迷雾，还原一个真实的谢灵运。

太元十年（公元385年），谢灵运出生于魏晋豪门陈郡谢氏，祖父谢玄，外祖母是琅琊王氏王羲之之女王孟姜，两姓俱是东晋望族，时有“王与谢共天下”之说。此前两年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刚刚结束，战争结果是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，淝水之战使得谢玄创建的北府兵声威大震。灵运出生这年，晋孝武帝论淮肥之功，追封谢安为庐陵郡公，封谢石为南康公、谢玄为康乐公、谢琰为望蔡公，一时间谢氏声望达到顶峰，在东晋这样一个极重门第的时代，灵运的出身可谓极其高贵。

根据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记载，灵运自小天资聪颖，悟性极高，其父谢瑍少慧，祖父谢玄感叹道：我乃生瑍，瑍那得生灵运！谢家极其珍爱这个家族新成员，认为子孙难得，并将灵运送到钱塘道人杜明师处寄养，直到十五岁才由钱塘返回京师建康。这期间，家族的衰败迹象也开始显现，谢灵运出生这年谢安薨，三岁时，谢玄被解除北府军领导权，以疾病故返回家乡，次年病故，同年谢石亦薨，与此同时，南朝宋的开创者——刘裕也在北府军中从底层渐渐成长起来。

回到建康后，灵运承袭了祖父康乐公的爵位，在族叔谢混带领下，与族人谢瞻、谢晦、谢曜以及谢弘微等人，在建康乌衣巷清谈玄理、商较人物、吟诗作文、宴饮歌咏，世人称之为“乌衣之游”。后来灵运在《答中书诗》回忆道：“伊昔昆弟，敦好闾里。我暨我友，均尚同耻。仰仪前修，绸缪儒史。亦有暇日，啸歌宴喜。”可见谢家族人之间非常友爱亲睦，灵运十分怀念这段时光，良好的家族氛围也使得他十分关心家族的命运，这在他的诗文《述祖德》以及后来与族内子弟往来的书信中均有体现。

纵观灵运整个生命历程，从出生到入仕期间这段经历，对其之后的人生轨迹影响极大。首先是家族成员给予他的极大的关怀与地位，让他始终存有光耀家族的愿望，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不辜负先祖；其次是在钱塘道人杜明师处寄养的经历，使他对于玄学始终充满兴趣，加之魏晋时期佛法东传，使他研究玄学与佛学颇有建树，并且始终抱有出世的处世态度；再次由于青少年时期往来人员多是道人和族中清贵子弟，与社会其他阶层接触很少，使得灵运在政治上不够成熟，行事任性乖张，为其曲折多磨的仕途经历埋下伏笔。

义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，灵运二十一岁，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，始入仕途。颇具巧合意味的是，同年十一月，东晋名将陶侃曾孙、田园诗鼻祖陶渊明以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辞去彭泽县令，并写下著名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山水田园诗派两位鼻祖的命运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产生时空上的关联。次年，灵运追随豫州刺史刘毅，任记室参军。义熙八年（公元412年），刘毅反抗后来的宋武帝刘裕未果，被刘裕先发制人诛灭，谢混被下狱赐死，刘裕采纳咨议参军申永“除其宿衅，倍其惠泽”的建议，没有对刘毅余党继续打击，授以灵运卫军从事中郎之职。至义熙十四年（公元418年），历任秘书丞、咨议参军、中书侍郎、世子中军咨议、黄门侍郎、宋国黄门侍郎及相国从事议郎等职。

元熙元年（公元419年），灵运返回建康，力人桂兴淫其嬖妾，遂杀桂兴，弃尸洪流，被免官。永初元年（公元420年），刘裕称帝，降先朝封爵。灵运由康乐县公降为康乐县侯，任散骑常侍，转太子左卫率，与庐陵王刘义真往来密切，刘义真好文学，曾许诺得志之日，以灵运、颜延之为相，刘裕驾崩后，灵运言语毁伤执政大臣徐羡之等，被调离京师，出为永嘉太守，到永嘉后不理政事，遍游名山，写下了大量作品，如《登池上楼》中清丽自然神来之笔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等一系列佳作，都在此时诞生。一年后，称病辞职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县，开始第一次隐居生活，筑精舍，广庄园，建新居，罗致四方僧人，与隐士高僧相游止，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著名的《山居赋》就在此时完成。元嘉三年（公元426年），权臣徐羡之等被诛灭，文帝多次征召灵运为秘书监，此时灵运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深有忌惮，不肯赴任，于是文帝派范泰敦奖劝谕，灵运经过大量思想斗争方才就职，负责整理密阁图书，编撰《晋书》，不久迁为侍中。

灵运从召入朝后，文帝“日夕引见，赏遇甚厚”，称其诗文、书法为“二宝”，灵运最初颇为自得，同时认为以自己的才能必能参与国家政治。但是他很快发现，文帝只与他谈论文学，并不商量政事，而一些出身不高的人反而能够参与机要，灵运忿忿不平，于是称病不上朝，故态重拾，穿池植援，出郭游玩，很多天不回来，也不奏请报告，文帝不愿责罚他，只好让他自行解职归乡。临行前，灵运上书建议文帝北伐，事实证明灵运确实没有政治才能，元嘉年间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，国力大损，后辛弃疾有词“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”即谓此。

元嘉五年（公元428年），灵运回到家乡始宁开始了第二次隐居生涯，这期间，他常常穿着自制的后世称为“谢公屐”的木屐登临山水，游玩不歇，带着数百随从由始宁出发，伐木穿山，一直延伸到天姥山，此地乃是临海郡界，惊得郡守王琇以为是山贼来了，后来知道是谢灵运才安心，这样大张旗鼓的做法经常惊扰会稽各县。会稽太守赵顗事佛精勤，灵运讥讽他不是慧业文人，赵顗深恨，后来灵运向文帝建议改会稽东面的湖为田，文帝令太守赵顗施行，赵顗认为此地水产丰饶，改为田甚为不便，坚持不肯执行，灵运便又讥毁太守不是为了百姓利益，而是因为宗教原因怕决湖伤及生命，二人从此结仇。于是赵顗趁灵运恣意游玩惊扰地方时，发兵自卫，并且以灵运谋反奏报京师，吓得他连忙赶到京都向文帝解释缘由，文帝当然知道灵运不可能造反，但是也不愿再让他回去了，于是任命他为临川内史。

第三节：临川绝唱

有关谢灵运在临川的事迹史籍记载并不多，根据沈约《宋史·谢灵运传》，灵运“在郡游放，不异永嘉，为有司所纠。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，灵运执录望生，兴兵叛逸，遂有逆志。为诗曰：‘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’追讨禽之，送廷尉，廷尉论正斩刑。上爱其才，欲免官而已。彭城王刘义康坚执，谓不宜恕。诏以谢玄勋参微管，宜宥及后嗣，降死徙广州”，此后又以谋反罪被判处在广州处以极刑。

其中疑点甚多：一是灵运在临川具体干了些什么事；二是灵运为什么会产生谋反的想法，灵运在始宁被举报谋反，连夜赶赴建康向文帝表明没有谋反的心思，来了临川反而想造反，于情于理不合；三是刘义康又是何许人也、为何坚持不肯放过灵运？笔者参考顾绍柏等当代学者谢灵运研究成果，与临川地区谢灵运相关遗迹相结合，给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。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先将灵运在临川事迹整理好，串联起来，便能够最大限度复原真实情况。

一、灵运在临川并非孤身赴任，而是有仆人相伴，甚至家眷也随他赴任。有如下依据：1.《南史》卷十九灵运传记载：“灵运子凤，坐灵运徙岭南，早卒。凤子超宗，随父凤徙岭南，元嘉末得还”，徙岭南和临川被收是两件紧密相连发生的事，那么很有可能，在临川时灵运家眷就跟灵运在一起；2.本传记载灵运在被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缉捕时，反而将郑望生捉起来，如果他没有足够听命于他的随从，就不可能反抗郑望生缉拿；3.根据灵运在会稽和永嘉记载，“灵运因父祖之资，生业甚厚。奴僮既众，义故门生数百，凿山浚湖，功役无已”，又本传说他“在郡游放，不异永嘉”。综合上述理由，可以确定他在临川期间，有众多听命于他的随从人员。

二、灵运在任临川内史期间的主要政绩是修建中洲堤。在临川当地广泛流传着谢灵运修中洲堤的故事，南北朝时期，临川城还没有如今的千金陂，虽然城外的洋洲、孝桥一带土地肥沃，但是水患仍频，灵运勘察地理，决定尽快组织人员兴修中洲圩堤。百姓欢喜踊跃，纷纷参与到工程的建设当中来，使得工程比原计划提前完工。

这个传说可信度很高。主要有如下几条理由：1.符合当地祭祀尊崇谢灵运的实际情况，根据《临川县志》记载，临川曾有两座祭祀谢灵运的庙宇，一座是位于府治，叫做谢康乐庙，宋代损毁，香火持续800年，另一座位于城区东南不远的灵谷峰山麓之西，叫做灵谷王庙，加之百姓年年祭祀康公菩萨，可以推断出谢灵运在临川是有政绩的；2.符合谢灵运心理诉求，他一生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增耀门楣，这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有极其鲜明的体现，类比他在永嘉的事迹也可以佐证，永嘉在明代修建有名宦祠，其中就有谢灵运，他在永嘉任太守期间，巡视乐清县的农田就提出过一个兴修水利的大胆计划：“千顷带远堤，万里泄长汀”，可见灵运并非不关心百姓生计，而且他在永嘉还带领百姓在种桑树以发展经济，召集年轻人讲学以发展文化，由此可见，灵运虽然喜好游山玩水，但也没有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。如此推断，当他看见临川当地实际情况后，带领百姓筑堤便顺理成章了；3.符合灵运的行事风格，无论是隐居期间还是在做官期间，他似乎非常喜欢施行土木工程，包括建立房屋、修建堤塘、穿池凿路等相关活动。综合来看，民间流传的谢灵运修中洲堤的政绩是可信的。

三、在临川期间，灵运游玩了临川周边大量的秀美山川。结合他在临川期间流传下来的《初发入南城》《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》《送雷次宗诗》等诗，可以推测出来他来到临川后，游玩山水的兴致更加高涨，不但游览了附近的灵谷峰等山峰，更是远及南城的麻姑山，还有许多没有记载下来的山峰，有时孤身一人，有时带着许多随从，经常好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回府治，从诗句中“乘月弄潺湲”中可以推断出其经常游玩到晚上，自然也就会在当地留宿。

四、在灵谷峰修建庙观，一面修行一面阅读翻译佛家经典。根据《抚州府志》记载，城西南不远处有座山峰叫做灵谷峰，灵谷的“灵”字就来源于谢灵运的“灵”字，山上有隐真观，相传是谢灵运隐居修行的地方，并有祭祀灵运的小庙留存，推测灵运确有在山中建造寺观，这也与灵运喜欢修建房屋的习惯和崇佛乐道的思想相吻合。另外根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〇记载：“翻经台，在（临川）县北四里。《宋书》谢灵运为临川内史，于此翻大《涅槃经》。”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，谢灵运为什么会谋反？还写了一首反诗。大部分谢灵运研究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六朝文学研究专家郝昺衡先生认为谢灵运的反诗系伪造，乃是彭城王刘义康诬陷罗织的罪名，列出两条理由：一是《宋书·檀道济传》记载，刘义康矫诏杀道济事，罪状之一，有“谢灵运志凶辞丑，不臣显著，纳受邪说，每相容隐”，可见道济曾经有回护过灵运；二是《资治通鉴》论及此事曰：“灵运恃才放逸，多所陵忽，故及于祸”，可见司马光也不相信灵运兴兵叛逆之事。在此，笔者补充三点灵运被诬陷的理由：一是灵运自身没有叛乱意愿，在南北朝这个时代，各方势力君主的更替频繁，忠君的思想没有生长的土壤，灵运不可能效愚忠于晋朝，反诗中的内容更是无从谈起，如果说灵运忠于某个集团，那这个集团也只能是谢家家族，谋反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家族，理智上他不会这样选择，参考他在会稽被诬告谋反后，感到惊骇，日夜兼程赶到建康向文帝奏表“臣自抱疾归山，于今三载，居非郊郭，事乖人间，幽栖穷岩，外缘两绝，守分养命，庶毕余年”之词，更加确定灵运虽然狂放孤傲，却并没有造反的想法；二是从宋文帝的反应来看，他也不认为灵运会造反，临川事发后，廷尉要求判处灵运死刑，而文帝仅仅是想将他免官而已，试想如果文帝真的认为谢灵运造反，怎会用免官这样的轻微处罚，可见文帝也认为灵运是被污蔑的；三是灵运虽无谋反的意愿，但暴力反抗郑望生缉拿的行为，授人以谋反的口实。站在灵运的角度，他贵为康乐侯出身名门陈郡谢氏，才情世无双，性格高傲，一向自由自在惯了，郑望生突然出现要缉拿他，在仓促惶恐的情绪下，难以接受被人突然粗暴地束缚逮捕的现实，便下令随从将来人捉住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关于第三个问题，本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刘义康的身份和动机如何。彭城王刘义康是宋武帝刘裕四子，文帝异母弟，史书记载刘义康“性好吏职，锐意文案”“无学术，暗于大体”，此时王弘与刘义康共辅朝政，王弘多疾，事情都推给义康，这为后来义康专权铺垫了基础。本传记载灵运被判徙广州后，郡府将宗齐，听到七个路人讲话，说是灵运与他们说好共谋要准备劫走灵运，事后给予他们报酬，于是将灵运的徙广州之罪，改为斩刑，这条理由可谓粗陋，因道听途说而处死闻名天下的公侯，只能说明幕后有人推动事件的发生，学者大多认为刘义康是幕后主谋，他后来也用类似的方法罗织罪名杀害了大将檀道济，巧合的是，刘义康最后也因为谋反之罪处以极刑。至于刘义康为什么要置灵运于死地，或者是出于不能接受自己的权力被挑战，或者是在建康期间有过节，又或者其他动机，根据现有史料难以确定。

如此一来，谢灵运任临川内史的这一年中生活工作图画就很明朗了：在临川期间，他大概是不太关心寻常的诉讼等事务，常常或独自一人，或携众多随从，在周边的秀美山水中纵情游览，飞殇于月夕花辰之下，行吟于风柯露榭之中，考察府郡山川地势，发动民众修筑中洲堤造福百姓，同时在灵谷峰等山峦佳胜之处营造庙观，供自己隐修和阅读翻译佛经。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算是称心，但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某日有司突然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要捉拿于他，他感到很突然便下令随从反将来人捉住，没想到授予了有心人诬告他谋反的口实。

元嘉十年（公元433年），谢灵运在广州被处以极刑，终年49岁，临刑前写下了著名的《临终诗》：

龚胜无馀生，李业有穷尽。

嵇公理既迫，霍生命亦殒。

凄凄陵霜柏，纳纳冲风菌。

邂逅竟几时，修短非所愍。

恨我君子志，不获岩下泯。

送心正觉前，斯痛久已忍。

唯愿乘来生，怨亲同心朕。

“恨我君子志，不获岩下泯”表达了他对于此生没能安心隐居的悔恨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省，而非怨恨外物；“唯愿乘来生，怨亲同心朕”则表明他与世界的和解，希望来生不再记挂恩怨，相信灵运最终在心灵层面升华解脱，超越了世间恩怨，这种超越为他这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颇为有趣的是灵运的胡须很漂亮，临刑前将它施给了南海祇洹寺作为维摩诘塑像之须，僧众非常珍惜爱护，直到后来唐中宗时期，安乐公主认为谢公胡须非同寻常，便剪来玩斗草游戏被损毁。

纵观谢灵运的一生，他是光辉的，文学领域取得的光辉成就，不因政治生命的暗淡而失色，事实上正是仕途的屈曲成就了他文学的光辉，他的大部分诗文是在隐居和被贬时期完成的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同时，他也是矛盾的，内心的隐逸愿望和现实的曲折宦途，家族的衰落和自身政治能力的缺乏，高雅的才情与世俗的格格不入，这些矛盾使得灵运心灵非常痛苦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的谢灵运，带给“临川文化”一个瑰宝。

“临川文化”生成于秦汉，兴盛于两宋，早期相关的文化名人首推谢灵运，他对于早期临川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，是临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后世文人墨客登上灵谷峰，每每想起谢灵运，宋朝临川知县邱泰在《灵谷山记》中就写道：如谢灵运王安石等先贤，文章经济彪炳一时，这些先贤在乡里则是一乡之望，出则是一国之望天下之望，如同汝乡人民之高山，如果登灵谷峰只知道留恋光景嘲弄风月，何以对汝乡之先贤，以此勉励后辈子孙勿效阮籍漫诞，空过岁月，更需奋发图强，追比先贤。希望大家能不断汲取临川文化的营养，去芜存菁，书写临川文化的崭新精彩篇章。